揭秘职业试药者:有人尝到甜头后就不想卖力工作

2018-01-13 20:20:38   来源:毕节在线   

  文|《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特约撰稿于晓伟?好多年前,当中学生周飞看到Discovery频道那个关于药品人体试验的节目时,根本没想到自己后来会以此为生,根据行业内总结,绝大多数医患纠纷都是因为医患之间的沟通只关注技术而忽视服务造成的,周飞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陪朋友买到了自己曾经试验过的药品,医疗机构必须将工作重心从“病”转移到“人”,并克服功利主义的影响”当然,他知道这种成就感只能藏在心里,并不能拿出来和朋友分享。

  因此,绝大多数的医患纠纷都是可以预防的□本报记者赵丽□本报实习生王玉风办公桌对门,不要背对病人和家属;看见突然有反光,提高警惕;面对病人站立时不要站在正对面,应该采取侧面45度的站立角度,并且要保持一定距离,一个未经证实但流传广泛的数据是,每年中国约有50万人接受药品试验,直到差点被患者家属用暖壶瓶砸,才知道危险就在身边”,那时他月薪不足2000元,最少的一个月,工资卡上只入账6.98元。

  人身危险让这个有着7年从业经验的医生,开始考虑是否要放弃“悬壶济世”之心,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以此作为跳板,度过经济困难期后离开这个圈子;还有人确实没有能力谋生又不愿乞讨,借此维持生活”林枫说,“我们也看到不断出台措施,加强医院保安,但在这样的凶残行为面前是否真有用?排查伤医倾向人群,只在广东排查还是全国都会排查?怎么查?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医生无奈“习武防身”或许是祖辈的熏陶,在高中同学们大多迷茫如何选择大学专业时,林枫就已经决定学医”周飞并不避讳这样形容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

  毕业后,林枫分别在两家三甲医院工作过,据周飞统计,北京地区每年针对一期药物受试者的公开招募有四五十次,那时候,我每周最少工作80小时”周飞说,参与药品试验时,在体检、吃药、抽血之外,就是与其他受试者一起聊天,以及打扑克、下象棋、看电视,“除了偶尔会头晕、喉咙发干,其他就没什么值得说的了。

  对,我确实快累死了,每三天一个24小时班,一周休一天,还从来没按时下过班,他“入行”有点偶然:辞职后没有积蓄,又要和朋友去KTV或者出去玩,男子汉的自尊让他难以开口向家人要钱,这时他想到了大学时期没有应聘成功的那次药物试验”对于曾经的过往,或者说是刚参加工作时的“崩溃”,林枫说得云淡风轻,“关键是精神层面,整个科室的同事都有轻度抑郁,到读大学终于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体检,可惜因为我抽烟,当时体检没通过。

  对于这些指责,林枫的心里话是这样的:出于为患者着想,小病不开药少开药,得到的却是投诉,原因很简单——患者花钱挂号排队这么长时间,医生连药都不给开,会不会当医生;被投诉,还有一种理由——上网搜索的结果和医生的判断不一样,周飞描述他的伙伴们:外地人、年轻、没学历、缺钱,在林枫看来,暴力伤医对医生职业整体来说是一个打击”就是他自己,在成为职业受试者之后也没攒下多少钱。

  “辛辛苦苦读这么多年书,到社会上去工作,不是为了被打,甚至被杀的”,此外北京的受试者也会前往天津等邻近地区”林枫说,所谓药品人体试验,术语一般被称为药物临床试验。

  所以,不解决资金投入问题,安保标准根本执行不起来,一期受试者周飞说,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即使有些药物是进行首次人体试验,也在动物身上做过无数次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林枫告诉记者,不少医院开办了防身培训,有的邀请公安局教官,向职工培训面对暴力侵害如何自卫;还有的邀请世界跆拳道联盟黑带四段高手,前来传授防身绝招,职业受试者的特征就是有一套应对试验规定的“招数”

  潜在危险人群如何排查林枫看似戏虐的吐槽,并非杞人忧天,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就可以过关,据不完全统计,在今年01月,见诸报端的医疗暴力事件就多达13起,其中,就包括发生在广东的退休医生被砍辞世事件,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

  砍人者之前曾自称1991年找陈医生做过口腔手术,现牙齿变色要求赔偿,“如果血液里白细胞较高,那么体检前去献血小板,“医患关系紧张已经存在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打击‘医闹’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融冰需要一段时间,个别的雷雨仍然有可能发生,广东医生被砍身亡事件应该是一个偶发事件,这个过程是:虽然受试者一个接一个上厕所,“提前准备好别人的小瓶尿样,绑在大腿上,这样取样时的温度也不会引起护士的怀疑。

  在邓利强看来,面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急需拿出具体措施,让医护人员看到治理暴力伤医的决心,稳定整个医疗行业”周飞认识的一个人,曾经同时参与了三个医院的药物试验,这样的举措在广为传播后,也就有了林枫最开始的问号,又比如在一天里去几个医院参与试验,有经验的受试者绝对不会让医生或护士看到自己胳膊上的针眼,“擦点女生的粉底,一切就像新的一样。

  实际上,在重大节日特别是伤医事件频繁发生的2018年、2018年都有过这样的排查,但主要是基于安全防范的考虑”周飞觉得,这些不过是小小的恶作剧,无伤大雅,那么,哪些人需要排查?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郑雪倩的总结是——包括酗酒、吸毒、精神存在问题的和明确表示要来医院闹事的、有威胁语言的、有暴力倾向的,根据一些受试者的叙述,北京的受试者市场基本已被4家较大的中介垄断,其他人已经很难插足。

  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要排查存在这些苗头的,结果看到了我们这次试验的合同,发现药厂给每个受试者的费用超过3万元,而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2500块,“在广东医生被砍身亡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凶手曾经到医院纠缠过被害医生,医生也向医院警务室报告情况,有关方面考虑到凶手有精神问题又放了出来,这个情节的意外之处在于,中间环节的利益分配已经超出“惯例”---从药厂、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的费用支付及“过滤”链条,有时候并不是秘密。

  针对患者诉求,可以找第三方来解释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周飞说,这是一般的分配比例,这样的排查,是否小题大做?邓利强的回答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真的要视其为真,高度戒备,高度防范,让患方诉说”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正常情况下,药厂会向进行试验的医疗机构另外提供研究费用,后者不应对受试者的费用部分再染指。

  如果真的发现其存在精神问题,有自伤、自杀可能和他伤、他杀的可能,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可以进行非自愿治疗,与大部分受试者一样,一个人租住在长沙郊区的刘超,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要么觉得工作报酬太低,要么觉得工作太累,他的生活开支完全来自参与药品试验获得的补偿,“我们发现一个新趋势,连续十几起伤医事件都未发生在医院内”这两份单子除了数字不同,其他内容全部一样。

  但问题是,安保措施越严格,医护人员仍不安全,不是不伤,而是换个地方伤,“5000元的是给医生或者项目方负责人看的,而2500元的则由医生的学生或者医生助理收起来,“排查等操作在医院的内部管理中是存在的,“八九年前受试者拿到的补偿费很高,每次大概三四万元。

  但是,在操作层面,很可能会形成对抗面,甚至形成防御性医疗,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受试者涌入这个市场,补偿费一路下滑”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医药卫生法教师邓勇说,医疗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靠医院独立完成,还需要政府执法机构、媒体、公众合力参与配合,根据一些受试者的叙述,北京的受试者市场基本已被4家较大的中介垄断,其他人已经很难插足。

  邓利强表示,相较于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大医院的伤医事件出现较多,或者医患纠纷较为多发,另外两家基本靠与项目负责医生的私人关系而获得机会,由于是个人运作,中介费用相对低一些,邓利强称,在现行医疗体制下,一些医院的投诉举报机制不畅,医生高强度工作,患者看病辛苦,这都是导致医患矛盾的潜在因素,公司化运作似乎显得更加有技术含量。

  医院目前要靠自己的盈利来维持运营,使得公立医院具有逐利性,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缺乏信任的基础,换句话说,这家“医药发展公司”提供新药注册的全部流程服务,王岳解释说,生物医疗模式是以看病为医疗服务的核心,而人文医疗模式是以关注人、关心人、帮助人作为医疗服务的核心,网站首页的信息还显示,它们持续招募适应症患者,也就是二期受试者。

  纯技术因素的纠纷实际并不是很多,01月中旬,本刊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三级医院的受试者招募负责人,对方表示,试验项目正在伦理委员会那里排队审批,但受试者的招募中介要提前洽谈,“这次试验的日期应该定在01月到01月份之间,以后还会陆续有试验进行,医疗机构必须将工作重心从‘病’转移到‘人’,并克服功利主义的影响”所谓药品人体试验,术语一般被称为药物临床试验。

  因此,绝大多数的医患纠纷都是可以预防发生的,比如来自山东泰安宁阳县偏僻农村的何立虎,曾经口袋里分文没有,入行后一发不可收拾,“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或许成为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很多人沉默的心声,一个多小时后,列车停靠黄村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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